正如人们只有在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自己的膝盖一样，人类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往往也是在人口的增长已经明显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之时。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内中国人口史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和显著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现实中国人口问题日趋严重的压迫催生而出的结果。林林总总的人口史研究著作，对深受人口问题困扰的当代中国公民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真实历史，了解近代中国人口膨胀的原因及其可能后果，无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不过，与当下比较时行的鸿篇巨帙相比，姜涛先生积十余年心血凝结而成的两部人口史著作，篇幅虽然不大，功力却极为深湛，而且视野开阔，立论新颖，为长期以来争而未决的有关人口与历史之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新解，故而在学术界同样备受瞩目。这两部著作就是他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与其新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如果说前者在充分汲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廓清了长期以来所存在的若干以讹传讹、似是而非的模糊错误认识，从而还近代中国人口发展以本来面目，那么后者则以此为基点而溯向历史的更深处，并由先前未及深入剖析的中国传统人口结构入手，从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属性和反映时代特征的六个基础性标志，即规模结构、地域结构、城乡结构、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以及婚姻与家庭结构等六个方面，对春秋战国以降2400多年的中国人口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层次的考察。沿着作者富有创造性的“长时段”的探索之旅，透过大量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数据、歧异百出的记载以及莫衷一是的争论，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一系列片面割裂甚至是歪曲的历史表象之中，从一串串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浪花之中，进一步接近潜藏于历史深处的中国人口发展的“宏观稳定”的潮流。
人口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应在于著者所反复强调的探析人口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仅仅是弄清人口发展的规律本身。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压力使得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欠债太多，抑或源于人们对“马尔萨斯陷阱”有着太深的印象。太多的感受乃至太强烈的忧患，故而以往的研究大都执着于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规律以及空间上的分布和流动规律，至于人口的性别、年龄、家庭、民族、阶级及城乡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规律，则往往无暇顾及，或者未及深入论述。当然，这样的数量研究绝非没有价值，相反却意义极为重大且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亦正是姜先生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可是在人口史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今天，如果仍然不能有所突破，就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了。如若仅仅为了突出人口数量增减的特殊地位而将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一概置于背景状态，甚至为构筑理想中的数据模型而弃之于不顾，借用著者对施坚雅区域系统模式所做的批评，即“完全忽视了历史”，那么，则更有可能将人口史的研究引向歧途。事实上，由于人口研究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只计数量不顾结构的思维倾向对当代中国人口控制实践的影响是如此地深刻和广泛，以至由此在人口构成上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愈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仅此而论，姜涛新著对人口结构研究的大力倡导及其上述尝试即有筚路蓝缕之功，醍醐灌顶之效。因为正如著者所指出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终究不过是人口运动过程中外化的表象，它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人口自身的矛盾运动，取决于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正由于著者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其在先前的研究中对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又娴熟于心并进而凝结为“过程流”的分析体系，同时第一次将“人”这一历史的创造者放回到了它至今还没有摆脱的地球之上，对人口变迁与地理环境以及周期性气候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作者的一系列创造性的结论，无论是人口在规模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周期波动的增长”的特点，还是在这种波动型增长过程中人口地域结构上相对稳定的东西分布大势以及随着气候周期性变化而南北消长的势态，是人口在城乡结构和阶级结构上所具有的动态平衡和高度稳定的状态，还是人口家庭结构的相对不变和婚龄结构的“高——低——高”变化等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有望引发人们对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应该说，姜著之所以特别强调对人口结构的分析，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不满于人们在探索人口与历史的相互关系时所做的相当随意性的论述，对那些仅仅基于“人数之多寡为比例”的简单线性关系而进行所谓的计量分析和相关分析，并由此直接得出人口增长与社会动乱之间的因果性关系的作法，他更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对某些醉心于数字模型方法的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批评理应是一副极有效力的清醒剂。而姜著本身藉由明清以来中国乡村人口阶级结构宏观稳定性特点的缜密分析，对人口变化乃至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等阶级结构的变化与传统时代社会治乱和社会总危机之间的相关性作出的勇敢的质疑或否定性结论，则又为我们深入探讨自马尔萨斯以来200多年间这一国内外学术界争执不休、聚讼纷纭的话题开辟了一条极具启发意义的新思路。事实上，作为一种结论，姜著的贡献可能主要在于突出强调了国家机器的腐败以及“官府与人民大众之间矛盾激化”在社会总危机中的作用，而不是对马尔萨斯式主张的否定。因为这种反马尔萨斯主张近年来已颇为流行，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只是由于这类主张就如同姜著对某些马尔萨斯主义者所做的批评那样，大都执着于人口数量的线性关系，因而亦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姜著的卓异之处，就在于通过上述“过程流”方法，将人口数量增减变化这一外在的表象和人口阶级结构这一体现人口运动本质属性的内在机制结合起来进行辨证的分析，故而也就赋予这种老生常谈以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姜先生曾经将马尔萨斯学说与数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相提并论，并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王冠上的宝石”。毫无疑问，在通向摘取这颗宝石的艰难崎岖的探索之旅中，姜著确乎是迈出了先行的一步。
然而，姜著“传统人口结构的考察之旅”毕竟跨越了太长的历史时段，而且由于可信的历史统计资料的匮乏，再加上论证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的某些疏漏，姜著的某些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不仅有待于更多历史资料的发掘和问世，大约更有待于更加艰苦的论证和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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